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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文学:中山作家政治美学视野

时间:2018-08-28 07:43 点击:
□热点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,“生态文学”成为近三十年中山文学的新品种。中山作家、诗人在描写自然、歌唱自然的同时,也融进了生态文明的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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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,“生态文学”成为近三十年中山文学的新品种。中山作家、诗人在描写自然、歌唱自然的同时,也融进了生态文明的观念。在中山作家的笔下,自然再也不是可以无限索取和不断征服的“对手”,而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发展,以及与中山人未来的命运,息息相关的共同体。

  自然生态,其内涵既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,也包括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肉体;既涵盖自然生态现象,也涵盖隐藏于自然现象中的自然规律。因此,人类关于自然的观念与对于自然的实践活动,同时也就是我们对待自身所处的社会与自身的观念、态度、情感,以及对自然、社会和我们自身进行改造的意志取向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,在某个社会里,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,标示着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阶段和人类文明进化的程度。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,原始人群受大自然的压迫,人们的自然观念神秘莫测,自然成为原始人敬畏的神秘对象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人类从自然界获得了解放,自然成为审美对象、欣赏对象,成为人类的生命共同体,成为受保护的对象,自然界成为了“人的无机的自身”;它不仅是人的肉体生存所依赖的对象,而且,也成为了人的精神审美的对象。(马克思:《1844年经济学—哲学手稿》)
  自辛亥革命至今,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,中山人民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、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,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个大的生活变化阶段。随着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,中山人与自然的关系,也发生阶段性的改变。这些都影响了中山作家自然生态的文学创作。
  一、爱恨与情仇:中山作家的矛盾态度
  从辛亥革命至中山县解放前夕,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,中山作家对待家乡自然生态的感情,可以说,是充满着爱恨情仇的矛盾态度。一方面,面对中山水乡优美的自然环境,一部分诗人、作家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作品,描写、赞颂了家乡自然美景,自然美景成为中山作家、诗人情感寄托的对象,成为欣赏和赞美的对象;另一方面,崎岖不平的山水,砂石滚滚的山涧小道,以及河网密布的水乡环境,造成了交通的不便,给广大农民劳动者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,带来极大的自然条件上的限制。人与自然的关系,自然对于人的压迫的关系。有限的生产力对自然的有限的改造能力,不仅给中山人的身体和精神带来困苦劳顿,也制约着中山人的精神世界。这个时期,中山人对自然具有两种态度:对优美自然的颂扬,对丑恶自然的憎恨。
  20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在国民党统治时期,中山县生产力十分落后,社会经济不发达,特别是在中山“沦陷”的日伪统治时期,哀鸿遍野,民不聊生,广大中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中山县诗人郑彼岸,创作了长达五百多字的歌行体叙事长诗:《走翠薇》,它截取一个生活乱离之年又早年丧夫的少年女子的生活片段,作为描写和抒情的对象,在反映沦陷区非人生活的同时,也反映了人民对于残酷自然条件的爱恨情仇。“石岐女儿年十五,生值乱离兼丧父。/近来寄住濠头村,学走翠薇养老母。/每天米担预备完,床上终宵听更鼓。/五更饭后便起程,行到长江天谱卤。/长江过后要穿山,此时行路最艰难。/山程约莫三塘汛,三个钟头行不尽。/山路崎岖最恶行,忽然斜迳忽深坑……”。
  家乡美景也激发了中山革命家和作家的审美意识。这一时期的中山诗人以自然为审美对象创作了大量的作品。跟随伟人孙中山革命的李仙根(1893—1943年),运用古体七言诗形式,描写、吟咏中山郊外风景如画的山水田园。凡是中山市标志性的山水和风景,他几乎都有诗句咏唱,如西林、五桂山、温泉、凤凰山、阜峰塔、沙溪的虎逊岩、莲峰山(今天的电子科大中山学院校址)、烟洲渡口、三元宫、三元泉、隐泉、众香亭、天王桥、荔枝山、仁山、伶仃洋,等等。
  二、欣赏与征服:中山作家的实践态度
  自1949年10 月底中山解放,至20世纪八十年代末,大约也是四十年的时间,中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量,“人定胜天”、战天斗地、以至到了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时期提出 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的口号。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,中山人对自然的关系,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,在改造自然、征服自然观念的引导下,中山的山山水水、沟涌湖泊、海边河岸,一方面仍然是审美的对象,是诗人、作家和劳动人民的欣赏对象、艺术创作的描写对象,以及寄托情感的载体;另一方面,中山的自然界,也是劳动人民向自然开战的征服对象,战天斗地、改造自然,成为这个阶段中山人与自然的主要关系,也成为各种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主题。
  这一时期,中山文学创作讴歌了中山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活动,塑造了一批改造自然的劳动模范人物,表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时代精神。中山文艺家在歌颂战天斗地的劳动模范的同时,也反映了他们关于征服自然的观念。例如,李文广的抒情散文《水利前哨一青松》,以港口镇的水利土专家苏和礼为原型,塑造了致力于改造沙田水患的劳动英雄模范苏老巩的光辉形象。“沙田水患,狠毒势凶,带来苦难万千重。此地不旱则涝禾难种,十年收获九年空,为使沙田成宝地,老苏决心治水缚苍龙。”
  三、敬畏与尊重:中山作家的审美态度
 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,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中山经济社会进入现代化的工商业时代。中山的自然得到大规模的改造:由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商业、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社会,由传统的种植、养殖业,发展成为现代高科技农业与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。天堑变通途,中山市交通发达,高速公路、轻轨贯通全境,现代乡镇企业充分发展,土地、山水得到开发利用,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,中山的自然也不同程度遭受破坏。青山被滥采,土地被征用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,大批良田被征用。昔日清湛见底的岐江河,一度遭受污染,成为重新治理的对象。在经济转型的同时,如何把中山建设成为既适合发展,又适合居住的现代滨海城市,成为当代中山发展的课题。
  在此背景下,中山人的生态意识与自然保护的意识增强。自然与人的关系,不再简单地视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,而是要敬畏、尊重与受保护的关系。在敬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,有效地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。中山人对自然的改造,变得更加睿智、理性,中山人与自然之间一度紧张的关系,被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所取代。人与自然的和谐,就是要充分地认识自然规律,尊重、敬重自然规律,认真地把自然看作是我们人类肉体依赖的物质部分,以及滋养我们人类精神的“食料”来源。在充分地尊重自然、敬畏自然规律的前提下,合乎人性地改造自然、发展自然、利用自然,促使自然得到充分发展,并为中山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。
 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,“生态文学”成为近三十年中山文学的新品种。中山作家、诗人在描写自然、歌唱自然的同时,也融进了生态文明的观念。在中山作家的笔下,自然再也不是可以无限索取和不断征服的“对手”,而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发展,以及与中山人未来的命运,息息相关的共同体。自然真正地变成了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组成部分。例如,刘居上创作的话剧《传声筒》,其创作初衷虽然是揭露官场矛盾的,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作家环保意识的觉醒。该剧正面揭示了某县林业局领导干部环保意识淡薄,有意支持、助长乱砍滥伐的行为,而另一些领导干部则官官相护,面对违法乱纪不管不问的消极态度,谴责了某县林业局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、违法乱纪的行为。另一诗人缪文森,在其创作的粤曲对唱《锦簇花园是故乡》中,专题赞颂中山市荣获“国家园林城市”。他以华侨的视角,抒写了中山经济与环境保护同时发展的新的社会实践。
  进入21世纪,中山作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,创作了带有“生态散文”、“生态小说”特征的文学作品。诗人丘树宏通过表现自然的审美特性,寄托了他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理想。他理想中的文明,是再也不要在文明中走向堕落,他梦想的科技,是再也不要在科技中走向愚昧,他追求文明和科技与自然的协调发展。吴从垠的散文,以五桂山的历史、五桂山的自然山水为对象,创作了一批“生态散文”。黄刚的《敬畏自然》,直接切题,表达作者当代生态主义的自然观,体现了中山作家已经清醒了的生态文学的意识。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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